《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挺有意思的一本书，当年高考结束后没事干就读了一次，那时候玩疯了，没读进去
之前莫名又得到了猪先生的推荐，才发现这本书还被带到学校来了
以我的能力实在是写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直接重读又显得很空洞，所以就想着做个笔记吧
其实说是笔记，基本上都是摘抄，又太久没有写字，就准备打字做
有一些结构性的组织，但基本还是照着原文来的，虽然都是抄，但也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打的
回过头来看确实有效果，至少脑子里印象深了很多

导言

Q: 穷人究竟如何而来？是什么导致了贫穷？社会大众（我们这些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大多数）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制造出了贫穷？

A: 贫穷的含义取决于与他们同在的我们。

概况：

  1. 第一章：工作伦理的起源
  2. 第二章：现代社会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不可阻挡的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
  3. 第三章：福利国家的兴衰
  4. 第四、五章：以一种新的方式，穷人在社会上产生并在文化上被定义
  5. 第六章：穷人和贫困问题的未来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什么是工作伦理？

简单来说，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设：

  • 前提
    • 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
      即获取之前需要先给予
    • 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
  • 戒律的内容
    • 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得获（你尚未拥有之物或你认为不需要之物），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 内隐假设
    • 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可以通过出售工作能力获取相应收益，用以维持生活
    • 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那些可以要求薪水回报的，可以用于交易的——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

工作伦理的产生

每当有人谈论伦理，你都应当意识到一定有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行为方式不满，并希望他们有所改进。

  • 时间
    • 工业化早期
  • 地区
    • 欧洲地区
  • 背景
    • 当时的普遍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
    • 传统观念：人的需求是既定的，并不渴望追求更多。 一旦这些既定需求得到满足，“因循守旧”的工人就失去了工作的动力，无意赚取更多的金钱
    • 世界上还有金钱买不到的有趣而体面的事情可以去做，但需要花费时间
    • 工业化的新环境使过去的工作态度（工匠精神等等）失去了意义
  • 事件
    • 现代理性主义先驱发起了英勇战争（历史由胜利者书写）
    • 被记录为工作伦理引入之战的道德改良运动
    • 据记载，这场战争战胜了那些毫无理性、无知愚昧、不可原谅、拒绝进步的大众，使人们意识到应当向往更好的生活，向往更新更好的东西，并渴望自我完善
  • 目的
    • 在工厂内部，在工厂所有者掌控的纪律之下，重塑全心投入、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态度以及艺术级的工作表现（然而这些追求是过去工匠在自己掌握工作时，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的）
  • 结果
    • 事实上，工厂体系的诞生彻底瓦解了工匠和他们的事业之间的亲密关系——这被工作伦理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 过去的工匠很快变成了工人，只剩下计算成本效益的冷漠，前工业时代的工匠本能迅速地消亡

工作伦理的真实作用

工作伦理的幌子之下演化出的纪律伦理

不用在意尊严或者荣誉、感受或者目的——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劳动的异化

在过去，人们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
现在，人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

人沦为了客体，沦为了被使用的劳动力

问题与解决方案

Q: 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没有意义的任务？
A: 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与雄心

工作伦理描绘了新的生活方式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工作即正义

  • 工作伦理将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将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合实际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
  • 工作伦理也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要分离开。人们第一次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它使得满足人的需要与生产活动的逻辑无关，更重要的是，与生产活动的限度无关。——这形成了一个时代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工作伦理创建了新的道德准则

劳动者应当平和地、不假思索地服从冷酷无情的机械化工厂工作

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当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只对自己的主人忠诚，依附于主人，他们应当意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
我们平时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为了罪恶

高效即正义

“自然应当被征服，并尽可能为人类的利益和便利服务，这远比弃之不顾好得多。”——弗朗西斯·培根

卡尔·马克思将历史的进步定义为人类不可阻挡地主宰自然的步伐。

一旦明确了最终目标，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力缩短人们征服自然的进程，除此之外的任何准绳则遭受质疑，日渐式微：

  • 不应有怜悯、同情、关怀之心。对受害者的怜悯削弱了人们的决心，使仁慈的人放缓了改革的步伐。
  • 工匠对于传统权利的捍卫，以及工业化前穷人表现出的对合理、高效的机械化工作体制的抵制是自然放置的障碍。
  • 穷人的懒散也是拒绝进步的抵抗，强硬、严格、不留情面的工厂纪律在道德上非常有必要。

机械劳作也是一种正确

凝聚了人类智慧的辉煌世界领路人（那些机器的设计者和使用机器的先驱）坚定地认为，只有发明家的的创造性思维才能引理人类世界的进步，而为了发明家的思想发挥作用而付出体力劳动的人，可以被视为等同于纯粹的机械力量，他们的理性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工作伦理对工人的道德教育

让穷人与“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

劳动者只能成为当下如火如荼的理性变革的对象，而非主体。

  • 工作伦理同时提供了建设性的愿景和拆除旧有习惯的方案：
    • 否定传统的生活习惯、喜好与欲望，描绘正确的行为模式
    • 否定普通工人的传统主义——他们依据一种固化的物质需求想象做事，这导致他们趋向于懒散，放弃通过更多努力、更长时间的工作来增加收入。

      **工作伦理表面上的对手是“无欲无求”，但真正的火力（最猛烈、最残酷的），对准的是那些工人的反抗心态。

工作伦理时代下的穷人

逐渐形成共识的是，穷人是可以被牺牲的，无论他们是否应该对自己的处境负责

方案一：济贫院

如果穷人生活得很痛苦，他们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
穷人和老鼠一样，确实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消灭，或者至少把他们赶出人们的视线。需要做的只是下决心把他们当作老鼠对待，并接受穷人和不幸的人是需要解决的麻烦。

  • 前提
    • 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 ——不工作 劣于 工作
  • 推论
    • 不工作的穷人 劣于 工作的穷人
  • 结论
    • 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
    • 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
  • 导向
    • 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
  • 实践
    • 《济贫法》规定：所有对贫困人口的援助都仅限于济贫院内。
    • 济贫院的境遇需要足够骇人听闻，以把“真正的穷人”和那些为了逃避工作伪装的穷人区别开，让大众认同：进入济贫院一定是走投无路了。
    • 废除济贫院外的其他援助，让穷人重新考虑机械劳作的价值。
    • 将济贫院设计成监狱一般的设施，用巨大的、坚不可摧的委屈将那些“麻烦”围住，以防止他们“污染”有工作潜力的穷人。
    • 控制济贫院内的真实情形宣传，形成一道无形的文化隔离墙——济贫院堡垒外的流言越是恐怖，工厂工人的奴役看起来就越像是自由，苦难就越像是福祉。
  • 成果
    • 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
  • 问题
    • 助长了工作伦理意图消灭的危害
      • 救济院的恐怖生活成为评估工厂雇工生活质量的参照，帮助雇主更加肆无忌惮地加大对劳工的压迫
    • 最终，那些接受工作伦理的人与那些拒绝接受的人，以及尝试接受但最终失败的人，几乎没什么差别

方案二：消除选择

不应抱有能把真正的穷人和伪装的穷人在理论上精确地划分到两个阵营的幻想，这也毫无现实意义。

劳教所、救济院和工厂（以及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学校等），无论这些机构表面上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都面对相同的问题，具有相同的关注：必须强制执行统一的、规范性的、可预测的行为模式，以约束五花八门、本质上不守规矩的囚犯。

  • 理论
    • 直达工作伦理的核心：基于无条件服从的纪律规范，通过至上而下的有效监督，固化乏味的、规律有序的行为。
    • “囚徒”对工作无可救药的厌恶理所应当，无需讴歌工作的高尚道德意义。
  • 实践
    • 不给“囚犯”其他选择，直接通过逼迫让工作伦理“融入他们的良知”
    • “仅供生存”——将薪水维持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除了继续努力工作生存，别无选择
    • 一些额外保险措施——对肉体的胁迫。
  • 问题
    • 反道德倾向
      • 若希望工人道德完善，就必须扩大其自由的边界——这才是道德能够生长并最终开花结果的唯一土壤。
    • 失去过程正义

间章 生产者社会及其转型

生产者社会

工作的复杂价值

在当时而言

  • 对个人而言，当自身体面性和品格受到质疑时，去工作是一个颇为得体的自证方法。
  • 给与所有人工作，让所有人去工作，通常被视为治愈因社会（暂时）的不完美、不成熟导致的一切弊病和麻烦的良方。
  • 工业社会的最终形态是一个巨大的工厂，每个健全的男性都在其中被生产性雇佣。
  • 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是“不劳动者，不得食”。
  • 未来无产阶级社会的愿景也是完全基于工厂的模样构建的。
  • **工作同时是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系统再生产）的枢纽
    • 个人生活
      1. 工作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那些由于世袭或者暴富的人，你是谁这个问题往往指向人们的职业身份。
      2. 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
      3. 工作类型让人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尊重自己的上级，让下级服从自己。
      4. 工作类型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
      5.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根据选择的能力和承担的责任来评估、奖励其成员的社会。
    • 社会秩序
      • 工作场所承载了最重要的社交融合，人们在这里接受训练，培养服从规范、遵守纪律的行为习惯，形成自己的社会性格。
      • 失业的人将变为无根浮萍，无人控制、无人监督，不受任何惩罚性规制约束。
      • 父权制家庭成为大部分男性进入工厂工作以维持生产和社会秩序的必要补充。家庭的父权制将秩序生产与服务网络的规训压力传导到更多人群。
    • 社会生存
      • 现代工业社会的实质是借助自然的可用能源对（同样是自然的）资源进行再加工，最后产出财富的过程。这种再加工是由资本所有者/管理者组织通过雇佣关系实现的，因此其延续性取决于资本所有者能否让未参与生产的人口源源不断地加入生产过程。

现代社会结构

在现代安排（modern arrangement）的所有三个可分析层面（个人、社会和系统），工作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也正是借由工作，这三个层面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彼此的沟通与协调。

在现代化体系的实现过程中，工作伦理居功至伟，构成了“生产者社会”。

生产者社会的转型

从“更好”到“更多”

新的出路

工作伦理似乎主要是欧洲人的发明，而大多数美国社会历史学家都认为，推动美国工业前进的是企业精神和跻身上层阶级的愿望，而非工作伦理

  • 理论
    • 工作是一种手段而非价值，是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使命
    • 工作是为了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无需任何高贵品质的包装
    • 工作不需要被热爱，也不需要被认为是道德的象征，人们可以公开反对工作，这不会招致纪律的崩坏，因为他们相信当下的忍耐是为了并不遥远的未来的自由的代价
  • 手段
    • 通过精心设计的经济激励机制鼓励人们积极工作
    • 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钱的手段。
    • 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
  • 结果
    • 人们变得只会为了更多盈余而斗争。人们默默接受了现存的权力结构，对这种结构的修正被排除在议程之外。
    • **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非勤于工作的道德或堕于工作的罪恶
    • 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
    • **将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转地转向消费领域。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我们身处消费者社会

消费者社会意味着什么

消费者社会意味着什么

  • 消费者是消费的人
    • 消费意味着把东西耗尽：吃穿用度，或以其他方式满足欲望的桥梁
    • 消费意味着付费购买事物，使其成为自己的专属财产，禁止其他人未经许可使用它们
    • 消费意味着毁坏：在消费过程中被消费的东西将不复存在，它们或者在物理上被消灭，或者被剥夺了原本的吸引力，无法再唤起欲望
  • 消费者社会是以消费者构成的社会
    • 过去之所以被成为生产者社会，是因为那时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由社会分工的需要决定，社会希望其成员有能力和意愿参与分工
    • 消费者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首先依照消费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有消费的能力或意愿
  • 消费者社会与生产者社会的异同
    • 显然两种类型的社会都有一部分成员参与生产，所有成员参与消费
    • 但社会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这造就了社会、文化、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

消费者社会的运行逻辑

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然后才能成为其他身份
——消费引导生产与工作

  • 前提
    • 理想情况下，消费者不应该固守任何东西，没有永久的承诺，没有可以被完全满足的需求，也没有所谓的终极欲望
    • 消费总是需要花费时间，这是消费者社会的桎梏
      理想情况下，消费者立刻得到满足——消费应该立刻带来满足感，没有时延，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技能学习和准备工作；而这种消费行为一旦完成，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快消失。如果欲望不用等待就能充分满足，那么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可能远远超越所i有先天、后天的需求的限制，或超越消费品耐久的限制，一直以来需求和满足需求的关系或许会翻转：对满足的期待会先于需求，并总是大于现存需求
  • 结果
    • 消费者在消费市场中不断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当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当中，欲望使得他们不断工作以满足消费

消费者与消费市场

  • 人们常说：消费市场诱惑了消费者
  • 但实际上，为了做到这一点，成熟的、热衷于被诱惑的消费者也必不可少，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
  • 也即是说，有了被诱惑的需求，才有了提供诱惑的市场

本来是市场选择了他们，并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剥夺了他们不受诱惑的自由，但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
***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

消费美学替代工作伦理

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
[[03books/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生产者社会]]

消费美学下的社会定位

  • 背景
    • 最初，工作是确定社会定位的首要工具。一旦选定身份，人们就终其一生去构建这个身份，终其一生于他们的工作、职业或事业。
    • 但现在，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通过从事的工作来定义永久身份，更不用说确保这个身份。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
    • 目前的全球趋势是通过大幅减少产品和服务的寿命，以及提供不稳定的工作（临时的、灵活的、兼职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的生产
  • 现状
    • 现在流行的口号是灵活
    • 身份具有灵活性，但必须遵循“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最好拥有所有选择”的原则
    • 当前的身份最好都是暂时的，以拥抱下一个更新、更鲜艳或者未曾尝试的身份
    • 随着社会地位越来越得到关注，人们越发恐惧于过于牢固的身份认同，害怕在必要时难以全身而退
    • 身份如同消费品一般被占有、被“消费”、被抛弃

消费美学的评判

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
履行职责有内在的时间逻辑，所以它把时间结构化，指引一个方向，使逐步积累，延迟享受等概念具有意义。而追求体验没有任何延迟的理由，延迟或许只会导致浪费机会。

重塑集体的价值
  • 生产者社会
    •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与协调。
    • 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
  • 消费者社会
    • 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根本不存在什么“集体消费”
    • 如果挑选商品时有其他消费者陪伴，或身处于充斥着消费信徒的熙熙攘攘殿堂，整个消费过程就更加愉悦
      被共同欢庆的是选择与消费的个性，这种个性通过其他消费者的模仿得到重申和确认
重塑社会阶层
  •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
  • 个人的选择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TA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
重塑工作价值

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

  • 背景
    • 不同的工作带给人的满足感差异很大。有些工作总是被追捧，被认为是富有满足感或者“成就感”，其他工作则被认为是苦差事。有些工作是“有意义的”，更容易被认为是一种“使命”，令人感到骄傲、自豪。
    • 工作伦理认为：
      • 严格地说任何工作都有价值，没有哪个低人一等，所有工作都能增加人的尊严，都同样服务于道德得体和精神救赎的事业。
      • 所有工作本身而言都是“人性化的”，不管从事者得到的是什么直接乐趣或者没有乐趣，尽职尽责能带来最直接、最具决定性、最充分的满足感。
    • 工作伦理淡化了工作间原本显著的差异，包括带来满足感的能力、带来地位和声望的能力，以及能够提供的物质利益。
  • 现状
    • 消费美学将某些职业提升到引入入胜的程度，赋予其精美的美学内涵、真正的艺术性体验；其他那些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职业则根本没有任何价值。这些“高大上”的职业对其欣赏者有同样素质的要求——良好的品味、足够的修养、独到的眼光、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优秀的教育。
  • 问题
    • 令人生厌的工作未能保持过去假定的道德价值，曾经隐藏在工作伦理下的粗暴胁迫如今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显现出来。
    • 为了让那些已经皈依消费主义的人去从事那些经不起美学考验的工作，必须人为地创建一种没有选择、迫不得已、为最基本的生存奋斗的处境。只是这次不再会扯上什么崇高的道德救赎。
  • 解决方案：使命是一种特权
    • 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休闲时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为最令人愉悦的工作。
    • 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7x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不过他们并非过去的奴隶，而是当下最成功的精英。
    • 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
  • 方案局限性
    • 以明星、运动员为例：他们获得的东西多么令人赞叹，他们失去的东西就多么令人胆寒。代价之一是这种荣誉过于短暂，明星如同流星从不知名处跃入苍穹，最终又回到不知名处销声匿迹，运动员的成就几乎必然短暂，如青春一般稍纵即逝。
    • ”以工作为使命“是一种自我毁灭、快速消亡的生活，它不是一个贯穿一生的命题。

消费者社会下的穷人

工作伦理的最后贡献

界定了规范也就界定了不正常

  • 工作伦理规范将不正常概括在了失业现象中——”不正常“就是不工作。
  • 穷人的长期存在往往被解释为缺乏工作岗位或者缺乏工作意愿

**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存在贫困，因此贫困现象不能用工作伦理的传播不充分来解释。

  • 如果普及工作伦理可以解决问题，那么”就业中的穷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矛盾。

把穷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他们不愿意工作，指控他们道德沦丧，把贫穷说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新的消费者社会里能做的最后贡献

消费者社会下的贫穷

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
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贫穷则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

  • 消费者社会中

    • 正常生活是合格的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
    • 幸福生活的定义是：抓住了很多机会，错过的机会也很少，甚至没有，抓住最被人津津乐道、最被羡慕的机会，而且最好捷足先登，不落于人后。

  • 消费者社会下的穷人

    • 被社会，也被其自身定义为有瑕疵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
    • 他们最痛苦的境况是：似乎永无止境的空闲时间加上他们无法利用这些时间。失业者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或有价值的方式安排时间——无聊

消费者社会下的无聊与幸福

**消费时间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
幸福的生活是绝缘于无聊的生活，是不断”有什么事发生“的生活，新鲜又刺激，因为新鲜所以刺激。

  • 想要缓解无聊就需要花钱。如果想要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幽灵的纠缠，达到”幸福状态“，就需要大量的金钱。欲望是免费的，但实现欲望，进而体验到实现欲望的愉悦状态，则需要资源。
  • 消解无聊的常规措施对穷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非常规措施又必然被视为非法。荒谬的是，挑战法律和秩序成为穷人最愿意用来对抗无聊的冒险。

**在消费者社会下，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财富本身成为大众崇拜的对象。富人受爱戴是因为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并能随心所欲、不费吹灰之力地改变他们。

穷人的绝对困境

**穷人的贫困不但因为经济增长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

  • 因经济增长而加剧
    • 无论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是指什么，随之而来的都是以”灵活的劳动力“替代铁饭碗，以”活络合同“、固定期限合同、临时性雇佣、裁员重组和”企业优化“替代工作保障——所有这些都在削减就业数量。
    • 穷人”变穷“的同时，非常富有的人却变得更加富有，他们展现的生活模式越发高高在上，越发匪夷所思，令他们崇拜、觊觎，渴望效仿。这种”主观上的不满足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耻辱和污名化造成的痛苦，由于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相对贫困恶化的双重压力而加剧。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什么是福利国家

  • 福利国家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的生存
  • 福利国家的概念将公共服务理念所蕴含的责任强加给国有的和国家资助的机构
    • 公共服务理念——集体保障个体有尊严的生活
    • 公共福利可以看作是一种集体保险，由集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承担，它承诺按个体需求而非个体支付的保险金额进行补偿
    • 公共福利原则的纯粹形式是个体需求的平等，它凌驾于消费能力的不均衡上

福利理念与工作伦理的协助与冲突

  • 协作
    主张以集体力量保障个体福利的人承认以工作支撑生活应该是一种正常状态，但由于很难为所有人提供稳定就业，为了实现工作伦理的愿景，便需要帮助那些落后的人，以支持他们做好返回工作的准备，此时福利国家能够很好地支持工作伦理，帮助它克服困难
  • 冲突
    公共福利的理念宣称，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保障国家的所有公民”有权“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即使他们对公共财富没有任何贡献。因此公共福利允许把公民生活与对社会的贡献分离开来，生产贡献只应在职业范畴中讨论，由此削弱了工作伦理最神圣、最不容置疑的前提——[[03books/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什么是工作伦理？]]

二者之间的争议远不止如此，最合理的解释是福利国家具有所有冲突的特征，且远不止这些特征

福利国家的必然诞生

福利国家出现在以下压力或需要的交汇点：

  • 处于困境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
  • 有组织的劳工，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确保自己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 通过减轻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社会不平等来保护和重申社会不平等原则
  • 通过边缘化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来刺激社会接受不平等
  • 帮助社会成员安然度过不受政治控制的经济冲击

这些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由国家管理的福利体系是现代生活自然的组成部分
很难设想不存在福利国家的现代社会
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生活的艰辛可能令人无法忍受

**把福利体系”私有化“或者”去政府化“，看起来似乎都不过是空想者的白日梦
然而不到二十年后，空想成为了现实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服务大众

服务大众的理由

  • 仅仅宣称人人享有自由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并愿意行使他们根据法律拥有的自由
  • 具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险将消除人们对于丧失能力的恐惧。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不仅要免于匮乏，免于失业，也要免于对匮乏与失业的恐惧
  • 如果允许恐惧像过去一样困扰人们，只会让受害者的队伍成倍增加，从而持续推高援助成本，因此，我们的认为是消除恐惧本身。
  • 为了消除恐惧，需要确保那些即使因为幸运或未雨绸缪而”保有一些财产“的人，所得到的援助也”不会因为经济审查而削减“。

实际上，经济审查的废除从未真正发生过

  • 选择性社会保障正在无情蚕食普遍性社会保障

服务大众理论的美好设想 [[03books/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普遍反对的理由]]

  • 取消经济审查，会使受益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全体人口）认为福利国家的支出是值得的，毕竟这钱被用于提供”一个人能买到的“最好的、最慷慨的、最值得信赖的保险
  • 权力和义务在这里能达到最适当（且最优）的平衡
  • 把服务的范围用经济审查的结果来限定，社会就立刻分裂为二元：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利益理性于是和道德对立起来
  • 经济审查的总体效果是分化而非融合，是排斥而非包容

实际上福利国家带来的影响

  • 由于事实上经济审查越发严格，新的、更小规模的纳税人群体使用政治力量把那些具有缺陷的公民归为另类，也借此完成了对自己的构建。他们不断吸纳自己的成员，不遗余力地把那些失败者边缘化，作为他们没有达到公认标准的惩罚。
  • 通过对被排斥者的污名化，社会主流人群的真正或假定的价值得到了强化：“观察者通过构建他人来构建自己。“
  • 福利国家沦为只服务小部分人（大众眼中的低等人）的工具，其最重要的长期影响是政治的式微和主流民众政治热情的消退。
  •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政治的关注只剩下让财政之手远离他们的口袋，他们对国家几乎没有更多的期望

福利国家的衰败

**这似乎是无情偏向经济审查带来的“意外后果”，是“准蓄意的”或“有导向但非计划”的结果

时代的转变

  • 过去，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相应的支持，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者集团都无法做到的
  • 现在雇主们不再需要国家帮他们管理后备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不会再成为商品，不是因为质量有缺陷，而是因为需求消失了，且这类需求也可以在遥远的国度中得到满足——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

  • 时代发生了转变，现在是以股票价值而非产品数量衡量企业的成败
  • 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下降
  • 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自由使投资福利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以更少的代价便可以获得等价甚至更好的效果——全球流动的自由消解了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负担
  • 相较于把远方的劳动力招募到本土，不如自己直接去那里方便，成本更低

    在这个星球上，部分地区已经充满了老于世故的消费者，但也还存在着广袤的处女地，那里存在着不需要激发消费欲望就能获得的顺从劳动力，那里的人为了生计卑微地工作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

  •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维持秩序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开垦过的土地。
  • 对资本的扩张和安全性来说，老套的国家援助变得无关痛痒。商人深知，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收益，最好的方法是不再局限于本地。

福利国家的崩溃

现在，再支撑福利国家的利益关系中，最主要的利益关系已经被移除。失去了经济基础，整个利益集团分崩离析。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投资已经没有任何收益，一旦被要求承担社会福利成本，优秀的商人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全球化自由，把他们的资金和产业带到国外。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选民都支持那些明确要求削减福利的政党，或那些承诺降低个人税赋（最终也会导致福利的削减）的政党。增税已经成为了政客最禁忌，选民最憎恶的词语

对福利国家的态度长期具有大众共识，但是在近半个世纪，这个共识从普遍支持走向普遍反对。这种大众共识的根本性变化非常值得探讨。

讨论的前提

民主政体中中层选民一定是大多数，他们距离极端贫困有一定距离，但也不算富裕

普遍支持的理由

  • 表面来看是一种利他行为
    支持由国家提供保障服务的人并不立即需要享受这种服务，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不希望自己享受这种服务。
  • 真正的原因或许只是他们缺乏自信
    [[03books/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服务大众]] 需要利用国家的保障服务消除恐惧

普遍反对的理由

  • 实际上，他们认为相对于质量低劣的国家保险，能够负担的私人保险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这种观念改变了个体为福利体系的付出和福利体系为其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平衡，或者说至少改变了人们对此的权衡
  • 公共福利保障，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说，并不“物有所值”。
    • 原因一是经济审查带来的长期影响，导致了福利服务质量的不断恶化,且造成了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
    • 原因二是消费者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入人心，在消费者社会这个根据选择能力分层的社会，成为一个为人称道的有修养的鉴赏家是一种无上的荣耀，而处于没有选择的境地（领取社会福利），就会被消费社会所抛弃。

**福利国家体系和消费主义社会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与它能提供的服务无关。产品的营销必须宣扬（至少口头上）对差异化和选择的崇拜，福利国家则必须追求公民生存环境、需求和人权的平等，他们是彼此对立的。

为什么人人都想成为消费者

  • 为什么这么多现代社会的居民会变成成熟的消费者？
  • 为什么大多数人现在更喜欢作为消费者进行选择，而不是规避风险，依赖满足所有基本需求的保障型供应？
  •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满足于只依靠自身资源，只依赖自己的聪明才智？

平权运动的例子

  • “平权运动”指在就业、晋升和升学方面优先照顾非裔和拉丁裔的运动
  • 迎来了意料之中的抗议，因为很多白人家长对所谓的劣等生取代他们成绩更好的子女升入大学而感到费解和愤怒
  • 但意料之外的是抗议者中相当一部分是非裔美国人，且数量越来越多，因为平权法案使很多“业已成功”的非裔遭受轻视和贬低——他们的成功有政治支持

竞争环境是由于平权法案而趋于公平，这是该法案不可否认的成功和历史性成就

  • 受平权法案的照顾，一个新的、自信的非裔中产阶级已经诞生
  • 但这些受益者不愿意承认，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发挥了自己的智慧与勤奋，而是因为得到了帮助
  • 他们大声又明确的宣布，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其他人也能做到，如果有人做不到，一定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
  • 必须强烈要求拆除“特权”，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提示这自己“被贬损”（因为得到了帮助）的历程

    **平权法案“自己完结自己的工作”
    平权法案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

失去平权政策的保护，在德克萨斯法学院，非裔新生的占比一年便从5.9%下降到0.7%

福利国家招致毁灭的成功

福利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自信、自立、自主的人。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需要把“已获得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尚未成功的人“这种社会共识连根斩断

**同样的
福利国家”自己完结自己的工作“
福利国家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工作伦理与新穷人

工作伦理的新春天

以工代赈

  • 二十世纪末，工作伦理再次成为公众焦点，它在整治时弊的过程中作用明显
  • 在美国的以工代赈计划中，工作伦理尤为引人注目
  • 但总体来说它并没有显著减少贫困者的数量；也没有改善穷人的经济自给自足能力

新时代

  • 如今，无论接受救济的穷人是否真的不愿意参加生产，都丝毫不会影响生产力的增长

  • 现在的企业不需要用更多的工人增加利润

  • 即使有工人的需求，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容易找到，且价格更便宜

  • 本地的贫困不断加剧

  • 证券交易市场无意中成为企业利益最真诚的代言人

  • 某国失业率快速上升时，证券市场没有任何焦虑的迹象，更谈不上恐慌，反而可能表现火爆

定居者与游牧者

劳动力市场上的四类职业

  1. “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
  2. 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
  3. 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
  4. “常规劳动者”——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电子化设备终端，如收银台

常规劳动者的特点

  • 出售劳动力时面临的困难最小
  • 容易被弃用，工作不稳定
  • 很少有抗争意愿——收益小，风险大
  • 具有审慎而有效的生存哲学——”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常规劳动者的困局

定居者与游牧者

  • 常规劳动者的工作被公认为是脆弱的、多变的、临时的、短期的、偶发的，通常稍纵即逝
  • 虽然工作内容是常规的、重复的，但雇佣关系不是
  • 虽然最常规、最乏味、最没有尊严的工作只要有望长期持续，就有利于稳定、扎实、持久的人际关系的成长，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给长期协作的可能性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不用说对”共同事业“全心全意、无条件的承诺和忠诚。
  • 如果你喜欢为之工作的公司，并期望未来一直和它携手同行，那么最多在下一轮的”外包“或”裁员“时，你就会受到伤害

常规劳动者的身体虽然在工作，却心不在焉。
工作仍然是生存是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它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
**在这个崇尚”灵活性“的世界，”工作伦理“的戒律显得空洞乏味。

  • 劳资双方的关系不再对称，依赖性也不再对等
  • 求职者仍然”受缚于土地“，不能自由迁徙，只能依赖本地的工作谋生，资本现在则可以无拘无束地移动，不用在意距离和国界

过去常规工作者受到的长期雇佣导致这些”定居者“越来越勇敢，且有足够多的时间变得更团结、更强大、更坚固，如今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而金字塔顶端的”非常规工作者“成为了”游牧者“，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固定价值观、对未来无忧无虑、自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社会，他们”享受新鲜事物、崇尚冒险精神、唯变化为永恒、以交融为富足“，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并践行着”液态生活“的艺术

  • 面对”游牧者“强大的攻势，常规工作者已然失去了胜利的可能

    如今没有哪种工作能免除失业，也没有人可以免除近来出现的”长期失业“——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更准确地描述为”过剩“。

从”失业“到”过剩“

失业

  • 失业（unemployment)一词，之前通常用于指向没有工作收入的人
  • 它表达出就业才是”正常态“ 这个假设
  • 前缀”un”表示这是一种非正常现象——一种奇怪的、不正常的、暂时的现象
  • 人们呼吁对其采取矫正措施
  • “充分就业”的愿景依旧岿然不动

过剩

  • 过剩与失业不同，它没有任何哪怕是隐晦、含蓄的承诺，没有暗示这是“非正常”状态，没有暗示偏离轨道，没有暗示目前的痛苦是短暂的
  • “过剩”的人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的，他们要么出生在一个“饱和”的社会里，要么由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变得不再必要
  • “过剩”的人被标记在经济平衡表的借方而非贷方，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只能增加社会负担
  • 就所有现实意义而言，如果他们不存在，经济会更好——他们应当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

工作伦理价值的重塑

《欧洲公司从痛苦中获益——削减成本虽然不带来就业，但带来了利润》

  • 经济成功的“副作用”——就业岗位的减少，变得不再重要

过去，把工作神化为人类的最高职责、高尚道德的体现、法律和秩序的保障，以及治疗贫困的良方，这种做法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过共鸣，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更多劳动力以增加产量。
如今的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把劳动力视为生产力提升的制约要素

  • 这是对曾被奉为经典的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直接挑战
  • 劳动力过剩被视为灾难，所有寻求合理化（提升投入产出比）的努力首先会集中于进一步削减雇员数量的可能性
  • 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进步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

在这种背景下，工作伦理的劝诫显得愈发空洞，它不再符合产业的需要，也很难被描绘为实现国家财富的必经之路

  • 工作伦理的持续存在或有所复苏，是因为在这个消费者社会，人们希望它发挥新的价值

    近来重新鼓吹工作伦理的目的，是为了“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分开，把责难倾倒给后者，以合理化社会对他们的冷漠”，因此“说明贫穷是个人缺陷的必然后果，进而促成对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漠不关心”。

  • 换言之，工作伦理虽然不再是减少贫困的手段，却能帮助调和社会众生和永恒存在的穷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平和

底层阶级的浮现

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

  • 属于这样一种社会意象：这个社会中，富人和穷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又互为补充。
  • “工人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阶层，他们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并获取相应的回报。

下层阶级（lower class）

  • 属于社会流动性意象：这个社会中的人是流动的，所处的每个阶层都是暂时的，原则上可以改变。
  • “下层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被置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形象，他们可能向上攀登，从而摆脱当下的困境。

底层阶级（under class）

  • 属于这样一个社会意象：这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包容的社会，其真正的范畴小于社会各组分的总和。
  • “底层阶级”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他们没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他们没有容身之所，对社会没有任何有益的贡献，原则上不值得救赎。

底层阶级的群像

从行为界定来说，穷人指的是那些辍学者、无业游民和未婚生子靠社会福利生存的年轻女人。此外，底层阶级还包括无家可归 者、乞丐、酗酒和吸毒成瘾的穷人，以及街头罪犯。这个词很灵活，住在“廉租房”中的穷人、非法移民和青少年帮派成员也经常被归入底层阶级。事实上，这种灵活性也使该词成为一个标签， 可以用来污辱穷人，无论他们的实际行为如何。

  • 共同点：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若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
  • 既然他们是完全无用的，他们带来的危险就占据了人们对他们的认知。

底层阶级的价值

无用和危险，属于盖里（W. B. Gallie）认为的“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所以，当它们被作为分类的标准时显示出了“灵活性”，能够精巧地囊括所有萦绕社会的邪恶魔鬼。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任何有用性的持久产生怀疑，困扰于零散、游移的恐惧。这些概念帮助绘制的精神世界地图为接踵而至的“道德恐慌”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容器，已有的分类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吸收和驯化新的威胁，同时让散布的恐惧集中在 一个目标上——这个目标因具象化而使人安心。

可以认为，这是底层阶级的无用性为社会提供的一种重要价值——这个社会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职业能够确信自己的长期有用性；这也是底层阶级的危险性为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这个社会被太多焦虑困扰，人们根本无法分辨究竟在恐惧什么，如何减缓这种恐惧。

底层阶级的浮现

应该不是巧合，当底层阶级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冷战正好趋于停止，冷战制造恐怖的力量迅速消散。苏联解体之后，关于底层阶级的讨论全面展开，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危险不再来自外部威胁，也不在于“内部敌人”——那些外国势力在我们内部建立的根据地和桥头堡， 那些敌人扶植的“第五纵队”。外国煽动、培育的政治威胁不复存在，危险无处扎根，必须委身于社会内部，在本地的土壤中生根壮大。有人倾向于认为，即使不存在底层阶级，它也会被创造出来。事实上，它确实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上不存在乞丐、吸毒者和未婚母亲——每当有人质疑底层社会的存在时，总会指向这些“可怜又可恶”的人。然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丝毫不足以证明底层社会的存在。
  • 把他们归为一类是一种分类决策，而非事实的裁决。把他们混为一体，指责他们是无用的，会给社会的其他部分带来可怕的危险，这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真实叙述。
  • 最重要的是，虽然底层阶级的概念基于一个假设，即社会（能使社会存活的一切事物的集合）可能小于其组分的总和，但这个概念指代的底层阶级却大于其组分的总和：这种归类行为给其组分加上了它自身没有的新特征。
  • 实际上，“未婚母亲”和“底层女性”并不是同一种人，把前者归类为后者花费了大量的努力（虽然思考很少）。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最初的底层阶级概念

  • 由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3年使用的，用来指出去工业化的危险。
  • 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 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因为工作伦理无法有效激励，而是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来保障生活。
  • 在缪达尔看来，底层社会的成员是被驱逐的受害者，他们在社会中新的定位并非因为自己选择了退出，而是经济逻辑的产物，受害者对之无法控制或施以影响。

大众视野下的底层阶级

  • 1977年8月29日，通过《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报道，底层阶级的概念才闯入公众视野。
  • 其呈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大群棘手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怀有敌意的人，危险性远超所有人的预期。
  • 他们是不可理喻的：美国底层阶级。
  • ”定义之后附有一长串名单，包括了少年犯、辍学者、吸毒者、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暴力罪犯、未婚母亲、皮条客、毒品贩子、乞丐。
  • 这些名字使正派人士们恐惧，是他们良心深处的隐忧。
  • “棘手”“格格不入”“怀有敌意”，从而不可理喻。伸出援手也没有意义，完全无济于事。
  • 这些人无药可救，他们自己选择了病态的生活。
  • 不可理喻意味着工作伦理也无法规劝。这些自闭者拒绝他人的善意，劝告、诱导、唤起良知都无法穿透他们的心墙。他们不仅拒绝工作，懒惰寄生，而且对工作伦理所代表的一切充满敌意。

底层阶级的“选择”与“自由”

事实

  • “底层阶级”并非贫穷导致，或者说，至少不能仅仅用贫穷来解释。
  • 即使能够消除贫穷，也不可能消除底层阶级。
    推论
  • 堕入底层阶级一定是因为贫穷之外的原因。
  • 这被归因于心理或行为上的疾病，在贫困时这些疾病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发作，但贫困并非决定性因素。
    结论
  • 沦为底层阶级变成了个人选择问题——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 即使有些人错过了摆脱贫困的机遇，或努力以失败告终而沦为底层阶级，这也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在一个选择自由的国度里，没有做应该做的事，通常被不假思索地解释为作出了其他选择——在这个场景下， 是选择了“反社会行为”。
  • 堕入底层阶级是自由的一种体现。在自由的消费者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自由是不被允许的，但很多人认为应该限制那些滥用自由且威胁到他人自由的人，他们骚扰、纠缠、恐吓、捣乱、给他人的良心造成负担，并用各种手段摧毁其他人的生活。
  • 底层阶级问题和贫困问题被分开
    影响
  • 在这个以喜欢诉讼著称的社会里，可以避免底层阶级声称自己是社会机能失灵的受害者，剥夺他们“索赔”的权利。无论案件如何推进，举证责任都公平公正地转移到“底层阶级”身上。他们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善意和决心。
  • 底层社会的异常使得贫困问题“正常化”。
    • 被置于社会认可界限之外的底层社会，只占“公认的穷人”的一小部分。
    • 正因为底层社会是一个如此重要又紧急的问题，所以大部分非“底层”的贫困人口就算不上急需解决的问题。
    • 正如堕入底层是一个选择问题，脱离贫困也是个选择问题——如果作出的是正确的选择。穷人沦为底层阶级是选择的结果，这个观点暗示的是，他们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选择，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消费者社会“选择贫困”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

  • 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择。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
  • 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
  • 无能是富足社会中的贫困持续存在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所有旨在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惨败的原因。穷人纯粹是缺乏能力去享受工作生活，他们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把“不工作”置于工作之上。

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 永远不缺少机会，我们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但是，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穷人很明显缺少这三种能力。
  • 穷人的这种缺陷，总体来说是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我们是负责任的，为穷人提供了机会。穷人是不负责任的，拒绝接受这些机会。
  • 面对穷人顽固不化的工作态度，我们只得放弃提供就业机会的努力。
  • 工作伦理只帮助愿意接受帮助的人，工作的机会就在那里，剩下的要靠穷人自己争取。他们无权再向我们提出其他要求。

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贫穷即犯罪

社会政策必须公正而坚定地抵制消极的穷人，直到理性被重新唤醒，直到他们自身土崩瓦解。

社会秩序的构建

每种社会秩序都会制造出一些威胁它们自身的危险形象。每个社会会按自己的标准孕育为之奋斗的愿景。这些威胁是关于社会选择的方式方法、关于社会当下和长期生存方式的社会内部矛盾的投影。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常态”。为了长盛不衰，这些恐惧必须被逐渐挤出，被塑造为一个异端形象：成为一个有形的敌人，人们可以与之不断斗争，并有望征服它。

根据这条普遍性规则，传统的、建立秩序又深陷于秩序的现代国家面对的是革命的危险。敌人是革命者，更确切地说，是头脑发热、胆大妄为、过于激进的改革者，他们试图用一种新秩序取代当前的国家秩序，新的秩序意图颠覆现行秩序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原则。

新的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的自我形象发生了变化，威胁的形象（秩序的负面形象）也获得了新的形态。

  • 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
  • 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部敌人，成为保持社会健康的关键药物，成为源于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

将贫穷转化为犯罪

![[00Excalidraw/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excalidraw|2500]]

越来越多的行为被归类为犯罪，但这并非消费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囊括一切的障碍。恰恰相反，这是其天然的副产品和先决条件。

贫困从社会政策的问题变成了刑法学和典狱学问题。穷人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弃儿，他们在全面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彻头彻尾地成为社会的公敌。
依赖救济的人和毒贩、强盗、杀人犯之间，只有一条能够轻易跨越的纤细界线。依赖救济的人是犯罪集团天然的温床，让人们依赖救济生存无异于支持犯罪。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把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把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

工作伦理与道德

现在不工作的穷人已经不是“后备劳动力”，帮助他们保持良好的状态以备在需要时积极参与生产失去了经济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他们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条件没有道德意义。他们的福祉可能与提高生产力和利润率无关，却仍然与人类应有的道德情感、人文关怀以及人类社会的自尊紧密相关。

早期时期

  • 把穷人带进工厂去工作可能符合商品生产者和商人的利益（这些利益甚至可能为工作伦理的宣传注入了最大的动力），但它呼应了公众的道德敏感——他们对失业者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担忧、不安和羞愧。
  • 鉴于新兴的大规模工业似乎对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供应有着无尽的渴求，道德关怀可以在传播工作伦理的福音中找到一个合法又现实的出路。可以说，资本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情操有了一次历史性邂逅。

当今时期

  • 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的工作伦理不再是道德情感的出口
  • 而是成为20世纪末“中立化”（adiaphorization）的有力工具
    • “中立化”进程中的一个行动，是宣布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或者说，让它免于道德评价，接受道德标准之外的其他标准的评价。
    • 是否遵守工作伦理的号召，现在成了检验是否有资格获得道德同情的标准。
  • 凭借这个进程中，道德谴责不再适用于道德上可憎的行为
    • “准穷人“一旦失败，就会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他们自己选择把自己排除在道德义务的边界之外。
    • 社会大众于是不再对他们的困境负有任何责任，也不会因为背弃了自己的道德义务而内疚。

解决道德冲动

永远不可能彻底扼杀道德冲动，所以彻底脱离道德义务也不现实。 用不工作的穷人道德败坏且具有犯罪倾向的新闻持续不断地轰炸，或许能够成功地压制大众的良心，但道德冲动无法消除的残余始终存在，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寻找出口。

慈善盛宴

  • 定期的“慈善盛宴”提供了这样的出口——它们通常由耸人听闻的苦难或毁灭性的悲惨景象引发，是一种大规模但短暂的道德情感的爆发。
  • 然而，所有的慈善盛宴都是为了间接强化（而非破坏）日常的规则。大规模慈善的景象使日常的镇静和道德的冷漠更容易忍受。最终，它们强化了在道德世界放逐穷人的信念。

媒体的辅助手段

操持这些“慈善盛宴”的媒体运用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手段。

  1. 关于饥荒或者人们被迫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新闻，总在暗示，在“电视中”的人们死于饥荒和疾病的那片遥远土地上，也诞生 了“亚洲小龙”——虽然所有“小龙”加起来也不及亚洲人口的百分之一。
    1. 饥荒和无家可归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其他选项是存在的，然而他们缺乏勤奋和决心。
    2. 穷人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他们可以像“亚洲小龙”一样，选择勤奋节俭的生活。
  2. 这些新闻的行文把贫穷降格为仅仅是饥饿范畴。
    1. 贫困的真实规模被降低了，今后的任务也被局限在帮助饥饿的人寻找食物。
    2. 媒体展示的可怕画面与受指责违背工作伦理的穷人困境之间的联系，被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被展示的是受苦的人和他们遭受的饥饿，但无论观众如何睁大眼睛，都无法在画面中找到任何工作器具、可耕作的土地或牲畜。
  3. 媒体所呈现的灾难场面，也以另一种方式鼓励了日常道德的撤出。
    1. 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在撇清与战争、屠杀的关系之后，我们才会听到轻描淡写的声音叙述着杀人武器正被使用。
    2. 在更少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被提醒虽然知道却不愿提及的事情：那些把遥远的土地变成杀戮战场的武器，都是我们的军工厂提供的。

逐出道德

  • 经济发言的时候，道德最好保持沉默
    • 清醒、理性地计算成本和收益。在这些人身上花钱等同于浪费，所有人都同意，浪费是不能接受的。
    • 一说到我们（富人们）对世界上穷人的持续痛苦负有集体责任，经济计算就会占据上风，自由贸易规则、竞争力和生产力取代了道德准则。
  • 单向的工作伦理
    • 工作伦理阐述了那些在生存中挣扎的人的职责，却只字未提那些超越了维持生计、有着更高层次追求的人的职责。特别是，它否定了前者对后者的依赖，于是免除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
    • 工作伦理令“依赖”这种想法名誉扫地，依赖逐渐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
      • 福利国家体制被指责培养了依赖性，问题被提升到自我延续的文化高度，这是去除福利国家体制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 这场反对依赖的圣战中，道德责任第一个被波及，因为“他者”的依赖就是自身责 任的镜像，是所有道德关系的起点，也是一切道德行动的基础假设。
      • 在诋毁穷人的依赖性是罪恶的同时，当前演绎的工作伦理，给富裕阶层的道德顾虑带来了最大的慰藉。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现代化与再造

现代化

现代生活方式在于持续不断地重塑世界。使事物变得不同、变得比目前更好的冲动，以及紧随其后能够增强这些冲动的实践，就是人们常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 现代化不应该被解释为“通往现代性 （modernity）之路”。如果那样，它就变成了一系列“变得更现代”的行动。一旦这些任务完成，现代化就戛然而止。
  • 现代化就是现代性，一旦停止，现代性也随之消亡。
  • 现代化是对世界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难以抑制、令人上瘾的“重塑”，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同义词。
    • 这种生存方式使它有别于其他（传统主义）生存方式。那些生存方式大体上主要致力于社会的持续再生产，最好形式上不要发生任何变化。
  • 永久和持续的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然而，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现代化都被看作是一个有期限的过程或任务，一项“有终点线”的事业。

  • 这与其内在的自我推动趋势是相悖的。赋予它的任务是清理历史遗留的众多不完善、不协调、不健全的东西，使其达到一个不需要进一步修正（更不需要推倒重来）的形式。
  • 因此，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工具，一种用来实现理性社会这个终极目标的工具。

再造

自古以来，没有什么可以真正从零开始——尽管那些“处女地”被入侵和殖民之前被断言“一无所有”，以（错误地）开脱殖民者的行为。
当需要治疗的病症很大程度上是医源性的，即病症是治疗本身的副产品，当重组的对象大多数是过去重组的产物，是过去破坏性喧嚣的恶报时，幻觉就不再能够维系。
除了装睡的人，大家都清楚，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性的破坏。所有的创造都会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残渣 ——“合理化”的废弃物。合理化就是分离合理化对象中有用的（无论如何定义与衡量“有用”）部分和“无用”（过剩）的部分，并对后者进行清理。

  • 近年来商业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间歇性体系重塑“，并将其破坏性行为隐藏在”再造“这个令人得意的名称之下：
    • 再造意味着“少花钱多办事”——精简
      • 对人的“精简”意味着更多的过剩
    • 关于再造，最显著的事实是工作岗位的缩减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从一开始，现代就是大迁徙的时代。

移民解决过剩

通过大规模驱逐过剩人口，把本地产生的“社会问题”输出到远方的原因

  • 本地竞争激烈，通过输出过剩人口给其他国家还能获得协议收入
  • 担心拥挤在城市里“过剩的人”成为不安定因素。

移民是由多种元素决定的

  • 一方面，过剩人口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或无法维持既有或继承的社会地位，这通常出现在先进的现代化进程主导的地区。
  • 另一方面，同样因为快速的现代化，产生了过剩人口的国家（即使是暂时的）在技术和军事上优越于那些尚未开 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种优越性足以使他们把这些落后地区视为或作为“无人区”（或在镇压“土著人”的反抗过程中，或在殖民者觉得安抚太过麻烦而挥舞武力的过程中，把这些区域变成无人区）：也就是说，大规模迁徙的条件已经成熟。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查尔斯·达尔文对欧洲主导的“蛮荒开化”的总结，“欧洲人走到哪里，死神就降临哪里”。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开辟新的场所（用于堆放因国家经济进步而产生的人类废弃物的垃圾场）安置欧洲的剩余人口，而对原住民赶尽杀绝，是同样以进步的名义进行的，欧洲的剩余人口摇身一变成为“经济移民”。
  • 例如，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把消灭美洲印第安人表述为对文明事业的无私奉献：“本质上，正义站在殖民者和开拓者这边：否则这片伟大的大陆只能成为肮脏野蛮人的庇护所。
  • ”罗卡将军（Roca）是阿根廷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征服沙漠”事件的指挥官，“征服沙漠”这个委婉的名字背后是对潘帕斯地区的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罗卡将军向他的同胞解释说，他们的自尊迫使他们“尽快以理性或武力的方式打倒这群野蛮人。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财富，阻止我们以法律、进步和自身安全的名义，占领共和国最富饶最肥沃的土地”。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今天，地球已经满负荷。

  • “地球已经满负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
  • 它不是指地球的状况，而是指地球上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 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
  • 这样的土地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之下，扮演着人类垃圾场的重要作用，现在它们基本上不复存在。

制造“人类废弃物”

  • 更正确地表述为，制造无用的人（“过剩”“不必要”“编外”“冗余”的人口，即那些不能被留下、也不被接纳的人口）
  • 是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也难以处理的结果，与现代化如影相随。
  • 这是秩序建立（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存人口中“不协调”“不合适”或“不受欢迎”的部分）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可能不破坏和废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也必须剥夺一些从业者的生计）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本土“人口过剩”问题的全球化解决方案

  • 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若以地球上的现代（过分现代化）区域为参照，世界上还有庞大的区域（“落后”“不发达”的地区）没有受到现代化压力的影响，从而也就没有“人口过剩”的问题。
  •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未开化的”“欠发达的”地区往往被视为或作为能够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土地，是出口“过剩人口”的天然目的地，是倾倒现代化人类废弃物的理想垃圾场。
  • 清除和处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废弃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深层意义。 这两个过程都是 因为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力量差距持续拉大的必然结果，这也导致现代 生活模式被限制于一个相对较小的“特权”区域。

解决方案的衰败

  • 现代化的进程在缩小”垃圾场“
  • 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在增加”剩余人口“的产出
  • 全球化已经成为第三条过剩人口的生产线（另外两条是秩序建设和经济、技术的进步），也是最多产、最不受控制的一条生产线。它为旧问题披上了新衣，赋予旧问题全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全球经济。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阻止其工人贫困化的努力只能导致他们丧失工作机会。”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所有人而鸣。

不公平的全球化

  • 人类的生存现状，并不像官方倾尽全力宣传的那样冠冕堂皇。他们说我们身处一个“地球村”，“最偏远的雨林部落的居民们在笔记本电脑上辛勤工作”

    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认识到不公平：我们这些坐在桌子后面敲打键盘的人的工资，是那些打扫厕所弄脏双手的人的10倍，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国家制造键盘的工人的100倍。
    我们应当让他们看到问题所在：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财富是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100倍。

  • 全球化远没有做到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技术，“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压榨最贫穷的落后国家，以获取难以想象的利润。
  • 计算机只是号称要创造平等世界的众多商品的一个代表，事实上，这些商品确实取悦于消费者，但根本无法拯救其生产者于苦难。

现代化全球化的后果

  • 曾经能够定期、及时地清理少数现代化地区过剩人口的通道被堵死了，过剩人口的产生超过了其回收能力。社会只能逐渐将排除异己的利刃转向自己。
  • 所有“剩余”的人都留在“围墙”之内，和“有用的”“正常的”人混在一起。这样一来，暂时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和被永远废弃的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再清晰可辨。现在，“过剩”不再是一部分人的问题，所有人都将面对这种可能性，人们的社会地位将不断在两级之间摇摆。

刚刚加入现代化大家庭的国家，终于体验到几百年前现代性先驱所经历的企业与家庭的分离，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和人类苦难，但本地产生的问题，却不再能够 获得全球化解决方案：可以轻松安置“过剩”人口的充沛“空地”和“无人区”。

部落战争和大屠杀、增生的“游击队”（通常只是伪装的土匪团伙）之间相互火并，在这些过程中“过剩人口”（主要是在国内失业的、没有前途的年轻人）也被消灭和吸收。这是“现代性后来者”被迫实施的“本地解决方案”之一。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家门，死于杀戮，或被迫逃出国境。

迄今为止，在这些后来者的土地上，唯一快速发展繁荣的产业也许就是大量生产难民。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过去那些致力于争取减少国家干预，以解放资本及其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并取得显著成功的人，今天却在拼命要求增加国家干预，以遏制放松就业管制和落后区域社会保护恶化造成的恶果。

  • 这种明显的心理变化严格符合从回收利用过剩人口到弃置过剩人口这个逻辑过程。
  • 这是一次彻底的转变，需要国家权力强有力的介入和协助。对此，国家义不容辞。
    • 首先，是取消那些防止个体从生产力机器中（假设是暂时的）被驱逐或跌落的集体保险。
    • 之后，是设计和建造新的、安全的废弃物处理场。

社会问题犯罪化

  • 社会国家正在逐步地，不可逆转地变成亨利·A.吉鲁（Henry A. Giroux）所说的“卫戍型国家”（garrison state）。他将其描述为一个越来越多地保护全球跨国企业利益的国家，“同时在国内加强了压制和军事化程度”。

    压制增加并取代了同情心。真正的问题被忽视了，例如城市中的住房紧张和大量失业，这是人们无家可归，年轻人游手好闲，以及毒品泛滥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倾向于训诫、遏制和管制的相关政策。

  • “无用之人”大规模聚集并迅速膨胀，看上去会变成持续的、永久的存在。

  • 这要求采取更严格的隔离政策和极端的安全措施，以免危及“社会的健康”以及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

  • 既然“无用之人”已经不能被放逐到遥远的垃圾处理场，也不能被放置在“正常生活”的边界之外，那就需要用密闭的容器将其封存起来。

监狱的新作用

  • 在回收利用过剩人口的时代，监狱发挥着“矫正部门的深端作用”，而今天，监狱“被更明确地视为一种驱逐和控制的机制”。
  • 狱墙，而非狱墙内发生的事情，“被视为这种机构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元素”。
  • 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过剩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一旦被拒绝，永远被拒绝。

一言蔽之：与许多其他社会机构一样，监狱的任务已经从废弃物回收转变为废弃物处理。现代性的全球性胜利以及地球的饱和使得废弃物处理的通道不再有效，现在，监狱被指派到这场战争的前线。所有的废弃物都有潜在的毒性，或者，被定义为废弃物就是被认为具有污染性，是潜藏的炸弹，总是会扰乱事物的正常秩序。如果回收利用无利可图，回收方案（无论如何在现今的环境下）也不再现实，那么处理废弃物的正确方法就是加快其“生物降解”，同时尽可能安全地将其与普通人的居住环境隔离。

  • 可以说，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 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所有这些手段，如不断扩展的城市贫民窟、了无生气的难民营，都涉及由安保人员提供的空间隔离服务。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福利人员已经被他们完全取代。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是欧洲民主历史长河的最高成就，直到最近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今天却在逐渐衰退。

社会国家的衰退

  •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承诺上：
    • 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剩人口”。
    • 简而言之，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如果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
  • 现在的国家无法兑现社会国家的承诺，政治家也不再热衷于重复这个承诺。

“安全国家”的产生

  • 每个意图解除社会国家的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或发明一个新的“合法配方”（legitimation formula），使国家权威和纪律要求能够赖以生存。
    背景
  • 是否会成为经济进步的“附带牺牲品”，现在是由自由流动的全球经济决定的，国家政府无法保证避免。
  • 加强同样自由流动的恐怖主义威胁导致的对于个人人身安全的恐惧，然后承诺增加安保力量，投入大量监控设备，扩大监控范围，进行更频繁的安全检查、更多先发制人的打击和预防性逮捕，以保障这种安全，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权宜之计。
    理论
  • 人们每天都身处市场造就的切实不安全感之中，政治力量对这种不安全感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
  • 相反，“被包围的城堡”的心态，个人身心安全和私人财产无时不处于威胁之中的心态，是可以积极培养的。威胁必须被渲染上最邪恶的色彩，这样一来，无形的不可预测的威胁，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事件展现在惊慌失措的公众面前，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到国家机关应对这些威胁的卓越能力、警惕性和良好意愿。
    方案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几乎每天、每周都在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警告他们的安全即将受到威胁，让他们处于持续的安全警戒状态，并将个人安全牢牢安放在最多样化的、四处弥漫的紧张局势之中。美国总统不断提醒他的选民，“一旦不慎让一丝不安定因素流入国内，我们就会遭受前所未见的灾难”。

结果
策略受到其他众多政府的热切关注，它们纷纷效仿，把社会国家亲手埋葬。民众普遍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帮助他们重燃希望，对抗过剩，限制废弃物，只是这种需求不再建立在社会不安全和社会保护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人的脆弱性和人身安全之上。
问题

“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是一个新生词，专门用来指代世界新边域环境中的过剩人口。这种新边域环境被无法抑制的猛烈全球化力量制造出来。至今为止，全球化驱动有效抵制了所有驯服和监管的尝试。与现代过剩人口有关的各种恐惧压倒了更传统的对于过剩本身的担忧和焦虑。无怪乎他们被热切地用于构建（以及解构）新的全球权力等级。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秩序与规范

生存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个社会只会选择它偏爱或容许的方式。如果我们把某个人类的集合称为“社会”，那就意味着这些人归属于同一个集合，构成了一个整体。这正是社会作出选择的结果。虽然很少是“刻意”的选择，即勘查多种可能性后选择最有吸引力的那种，但正因为是没有经过设计的不经意的选择，它也就不会被轻易放弃。正是这种选择，或者说这种选择的持续沉淀，使得不同的集合大相径庭，当我们谈论不同的社会时，谈论的就是这种不同。一个特定的集合是否是一个“社会”，它的边界在哪里，谁属于或不属于这个集合构成的社会，都取决于作出选择和推动选择的力量，取决于它对个体的控制力和个体的服从程度。这种选择归结为两种强制力（或者说，一种具有两种效果的强制力）：秩序和规范。

秩序

当代的伟大小说家、哲学家米兰·昆德拉在《告别圆舞曲》中描述了所有已知社会中显然存在的“对秩序的渴望”:
渴望把人类世界变成一个无机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完美运行，按部就班，服从于一个超越个体的系统。然而，向往秩序就是向往死亡，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断破坏秩序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 事实上，对秩序的渴望未必源于厌世，却会促进厌世，因为它为厌世支配的所有行为提供了一个借口。
  • 任何秩序都在不顾一切地把一致性、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强加给人类世界，但人类倾向于多样化、反复无常、不可预测。

正如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所言，人类是“一种能够创造其他事物的存在，是变化的源泉，因此他们也不断改变自身”，人类的世界（除非是墓地）不可能是同一的、规律的、可预测的。

  • 人的存在就意味着不断选择并推翻选择，而要阻止人们进一步选择，使当下的选择不能被推翻，则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只有出于“选择质量”的考虑，向往秩序才可以想象。
  • 任何一种秩序模式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它想要取代所有其他选择，终结所有进一步的选择。 不过，终结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否有意，是否欢迎，厌世必将随之而来。怀疑、厌恶和憎恨，这些糅合出厌世的情绪和态度，是人类与生俱来、根深蒂固、不可救药的怪癖，是无止境混乱之源。

规范

  • 规范是秩序模式在人类行为上的投影。
  • 规范告诉人们，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有秩序的行为意味着什么；
  • 规范把秩序的思想翻译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如果说任何秩序都是一种选择，那么规范也是如此。一旦确定了秩序，也就限定了可选的行为模式。
  • 规范认定了某些行为是正常的，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则不正常。“不正常”意味着偏离了规范许可的模式。它会一直延伸到“背离”（deviation），这是“不正常”的极端表现。如果一种行为不仅不符合规范的要求，而且超出了可容忍的边界，就会引发纠正性干预或惩罚性干预。在单纯的不正常和更邪恶的背离之间，从来没有明晰划定的界限，其划定规则常常会引发激烈的讨论。因为，容忍限度问题决定了两者的区别。

对秩序与规范的反思

秩序与规范的正确性

  • 对秩序和规范有意识的关注（这确实是个议题并在社会中被人们讨论）表明，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达到预期，这些事情不能被放任自流。
  • 秩序和规范的概念（一旦这两个概念被创造出来，人们就能看到关于秩序和规范的问题，并依据这两个概念给现实中的要素分类），正是源于对于现状的不满以及想要积极改变现状的冲动。因此，这两个概念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它们鞭策和推动着人们把现实提升到某个尚未完全达到的水平。谈论秩序和规范，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其强制力的一种有力手段。

秩序与规范的问题

  • 然而，秩序和规范暗示的“应该”变成了“必须”，忽略了大量的人类现实。

  • 如果它们包容一切，能够囊括所有人、也囊括人们做的所有事，那它们就失去了意义。 秩序和规范旗帜鲜明地宣告，不是所有现存事物都可以被包含在这个公设的、正常运作的集合体中，也不是每个选择都被许可。

  • 秩序和规范的概念是对准社会现状的尖刀，传达的首先是分离、截断、切除、驱逐和排斥的意图。它们通过关注“不恰当的”来推行“恰当的”，把现实中那些被剥夺了生存权且注定被孤立、放逐和灭绝的部分挑选出来，加以限制和污名化。

  • 秩序的设立和推广意味着实施驱逐——把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加诸将被驱逐的人，使他们屈服于这种制度，从而驱逐他们。

  • 另一方面，规范（任何规范，工作伦理的规范只是其中之一）则间接地发挥着作用，使得驱逐看上去更像是自我边缘化。

就秩序而言，被流放、被驱逐的是那些“违反秩序”的人；就规范而言，则是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人。无论哪种情况，责任主要都在于被驱逐者，秩序和规范都预置了责任，先验地决定了“罪”与“罚”。 是被驱逐者自己错误的行为，使他们成为被驱逐的对象，他们自己需要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被驱逐表现为社会性自杀的结果，而非社会性处决的结果。 被驱逐者的过错在于没有付出努力或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避免被驱逐，他们甚至自甘堕落，使被驱逐成为自己必然的宿命。驱逐他们不仅是净化环境，也是一种道德行为，是合理的奖惩分配，是正义得到伸张；驱逐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可以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因为他们正在捍卫法律和秩序，正在守护社会的高尚价值和标准。

  • 这些观点忽略了一种可能性（也阻止人们思考这种可能性），被驱逐的人可能根本无力对抗自己不幸的命运，更遑论控制。有些人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出身“违背了秩序”。
  • 他们因为自己无法决定的一些特质而被驱逐，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符合其他人的秩序观。另一些人或许也不是因为缺乏意愿而“达不到规范”，而是因为缺乏某些必要的资源——其他人有而他们没有的资源。这些资源供不应求，不可能所有人都充分拥有。

事实证明，（即将）被驱逐的人不适合享有自由。赋予他们自由将导致他们的毁灭。一旦放任他们，可怕的事情就接踵而来，他们将给自己招来各种灾祸。剥夺被驱逐者的行动自由（他们一定会滥用或浪费这种自由）无疑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需要，也最符合被驱逐者的利益。
监视、控制、管理被驱逐者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善行、一种道德义务。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促使人们必须对这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做些什么”，这种冲动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汲取力量，也涉及怜悯和同情等道德情感支持。

  • 然而，无论它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冲动总是化为全力“他律”（heteronomous），剥夺那些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自己力量的人的力量，千方百计使他们屈从于他们逃避、反抗的“超越个人的制度”。
  • 自古以来，捍卫秩序和同情，总是在穷人形象的社会构建中相互交融。穷人是指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他们达不到同时代同区域的正常标准，但他们首先是“不符合规范”的人，规范是指达到正常标准的能力。

失去位置的穷人

社会对穷人态度的转变

迄今所知的每个社会都有穷人。这并不奇怪，让我重复一遍，因为强加任何秩序模式都会造成分裂，并把社会的某个群体定性为不合适、不正常。当某种特定的生存模式被提升到规范的地位，其他的选项就会被降格到低于标准或不正常的范畴。穷人正是这种“不合适”和“不正常”的典型和原型。

  •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
    • 前者允许在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对穷人进行严厉的处理；
    • 后者强调了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悲惨命运，由此让正常生活的人在遵守社会规范时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变得微不足道。
  • 可以看到，以这种间接、迂回的方式，穷人还是能够在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和保障社会规范有效运作的努力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前现代时期

  • 在挖掘穷人的价值方面，前现代的欧洲比现代做得更好。
  • 那时的穷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是“神圣的存在之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作为上帝造物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意义和目的。
  • 穷人确实受苦，但他们的苦难是对原罪的忏悔，是得到救赎的保证。那些更幸运的人可以帮助、救济这些穷人，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救赎。
  • 因此，穷人的存在是上帝的礼物：一个实践自我牺牲、施行善举、忏悔罪孽、获得救赎的机会。可以说，一个依靠来世寻求尘世生活的意义的社会，如果没有穷人的存在，就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救赎的手段。

现代时期

褪去宗教光环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可以仅仅因为存在而享有权利，所有事物都必须展示出合法、合理的证据证明自己可以享有权利。

  • 最重要的是，与前现代的欧洲相比，这个现代性的勇敢新世界有自己的规则，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它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尖锐的理性审视之下，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限制它的权威。这个世界拒绝“逝者凌驾于生者的力量”，拒绝传统、传承或习俗的权威。秩序和规范取代了神圣的存在之链的构想。
  • 秩序和规范是人类的产物，是有待人们通过行动实施的设计——它们尚未建造完成，并非人们已经找到并安然遵守的东西。如果遗留下来的现实与规划好的秩序格格不入，那现实就是错的。

于是，穷人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是指引起人们不适的东西，总能引发解决、补救或消除它的冲动）。穷人是秩序的障碍和威胁，也违背了规范。

  • 穷人是双重危险。
    • 一方面，既然他们的贫穷不再是天意的裁决，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谦卑恭顺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而是有各种理由抱怨和反抗那些更幸运的人，指责他们造成了自己的贫穷。
    • 另一方面，古老的基督教慈善思想现在看来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负担，是无意义的财富消耗。把财富分享给那些得不到命运眷顾的人，曾经是一种对于来世的明智投资，但它“不合情理”，当然也就不符合现世的社会逻辑。

工业化时期

很快，穷人又带来第三个危险：那些温顺接受神的旨意不再努力摆脱苦难的穷人，根本不愿从事工厂的工作，一旦他们习惯并视为“天生”的微薄需求得到了满足，就不愿再出卖自己的劳动。
初期的工业社会常常困扰于劳动力短缺，那些甘于现状的穷人是工业时代企业家的噩梦：他们对稳定的工资不感兴趣，一旦有了足以度日的面包，就不愿意继续忍受长时间的苦役。这确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穷人反抗他们遭受的苦难导致叛乱和革命，穷人妥协于他们悲惨的命运遏制和阻碍工业企业的进步。
强迫穷人在工厂长期劳作似乎是解决这种循环的一种有效方法。

  • 工业时代的穷人被重新定义为劳动力后备军。

  • 就业，稳定的就业、毋庸置疑的就业成为一种规范，失业与贫困画上等号——这是一种不符合规范的行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既然如此，为了消除贫困，把繁荣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诱导穷人去工厂工作，并在必要时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命运。

    • 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方法当然是剥夺穷人的所有其他生活来源：接受条件，无论这些条件多么苛刻，无论这些条件多么令深恶痛绝，它们都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 严格地说，在这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道德义务的说教是多余的，把穷人带到工厂车间的并非他们的道德冲动。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工作伦理是一剂良药，甚至不可或缺，可以一石三鸟地解决贫困、劳动力不足和革命的威胁，能够成为撒在苦涩糕点表面的糖霜。
    • 把枯燥无味的工作提升到崇高的道德责任，或许能够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甘之如饴，同时也迎合了那些提供工作的人的道德良知。

  • 事实上，当时的中产阶级已经接受了工作伦理，习惯了以工作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由此，选择工作伦理作为工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

  • 当时的观点分为两派，有些人视穷人为洪水猛兽，另一些人则以道德、良知、同情心为指引。

  • 然而，在工作伦理这个问题上，他们达成了 完全一致。

    • 一方面，约翰·洛克（John Locke）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方案以消除穷人与生俱来的“放纵”和“懒惰”：把穷人的孩子关在贫民学校里培训他们从事正规的工作，把他们的父母关在工棚里严加管教，用微薄的收入、强迫劳动和体罚约束他们。
    • 另一方面，哀叹穷人“悲惨、可怜、不幸、软弱、无用” 的约瑟亚·柴尔德（Josiah Child），也认为“让穷人工作”是“人对上帝和自然的责任”。

消费者社会时期

当今社会主要把其成员看作消费者，其次才部分地将其成员看作生产者。想符合社会规范，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就需要对消费市场的诱惑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需要为“清空供给”作出贡献，需要在经济环境出现问题时，积极参与“消费者主导的复苏”。

  • 穷人没有体面的收入，没有信用卡和美好前景，他们达不到要求。今天穷人打破的社会规范——使他们“不正常”的规范，是消费能力规范而非就业规范。
  • 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中，穷人明显是负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们记入现在或未来的资产。

有史以来第一次，穷人成了彻底的麻烦。他们没有任何价值可以缓释或抵消自己的罪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回报纳税人的支出。他们是一项糟糕的投资，永远不可能收回成本，更不用说带来收益。他们就像一个黑洞，吸入任何靠近的东西，吐出的只有麻烦。体面、正常的社会成员，那些消费者，他们对穷人没有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期待。穷人是完全没价值的，没有人（真正有身份、有话语权的人）需要他们。对穷人应该零容忍，没有他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没有人需要他们，所以他们最好不存在。他们可以被无情地抛弃，没有人会因此懊悔或内疚。

没有位置，没有道德义务

在消费者构成的世界里没有福利国家的空间

  • 有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穷人和底层人士来之不易的胜利。

    • 只是因为穷人还有很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还有重要的价值，对生产者社会仍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 除此之外，福利国家是把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手段，使劳动力达到能够售卖的水平，并在劳动力需求重新回升时将其推向交易市场。国家承担了这个重任，因为资本家不愿意也无法负担这种再商品化的成本（无论是单独负担，还是联合起来）。考虑到工业就业的双重（政治上和经济上）作用，福利国家能使闲散的人重新工作，在这个环境中，它是一项明智的、有利可图的投资。

  •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它越来越像是一个错误的理念，在无端浪费纳税人的钱。

  • 由此，福利国家的全面衰退也就不足为奇。只有极少数国家的福利体系还完好无损，或者说去福利国家的进程较为缓慢。

穷人的苦难不再是问题

  • 穷人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困境，即使他们关心，也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表明他们的愤怒和付诸行动的决心。

  • 他们的苦难无疑像所有时代穷人遭受的苦难一样，但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没有试图把自己的苦难重新变成社会关注的问题，或者这种尝试已经失败。

  • 穷人从社会交互和交易的网络中被孤立出来，这一系列的排斥造成的结果是，他们失去了基准，前途未卜。

  • 大规模“放松管制”的时代，政府从规范管理中逐渐撤离，秩序的建设仍在继续（而且速度还在加快），但政治权利所倡导的秩序和规范的整体愿景却不见了。

  • 社会的每一个单位，无论大小，都在努力（至少是被推动着）把自己的小部门或社会相互依存的复杂网络的一部分塑造成社会希望的模样——这种无处不在的“再造”产生的“人类废弃物”被驱逐到一个无人负责、无人监护的虚空地带。这个新的“无人区”中，被驱逐的人或过剩的人被遗弃在法律和道德义务的领域之外。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人们首先需要把握现在，但新穷人显然对此无能为力：
临时雇用制深刻影响了饱受其苦的人，通过把人们的未来变得更不确定，它制止了所有的理性预期，尤其熄灭了人们对未来的基本信念和希望。然而人们需要这种信念和希望来反抗（特别是集体反抗）目前这个最无可容忍的现状。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些“被驱逐者”没有要求，也没有计划，不重视自己的权利，也不履行自己作为人、作为公民的义务。既然他们在别人眼里如同不存在，逐渐地，他们在自己眼里也不复存在。

  • 如今，穷人的苦难不再能汇聚成一项共同的事业。每一个有缺陷的消费者都在孤独中舔舐自己的伤口，最多只能与他们尚未破碎的家庭为伴，与同样没有资源的朋友为伴。
  • 有缺陷的消费者是孤独的，感觉自己被抛弃，一旦他们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他们就真的变成了独行者。他们不知道社会能帮上什么忙，也不期望能获得帮助。

“消除”穷人

他们不被需要，被社会抛弃。那么，哪里才是他们的归宿？最简短的答案是，消失不见。

  • 首先，要把穷人从消费者的勇敢新世界赶走，把他们从街道赶走，从公共场所赶走。
  • 为了使物理隔离万无一失，人们还可以用精神隔离加强效果，把穷人从道德同情的世界中彻底驱逐出去。

脱离了社会群体，脱离了公众关注，我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们总会有强烈的冲动，去摆脱那些纯粹的麻烦，就像擦拭美丽风景中的污斑，或是抹去有序世界、正常社会之画布上的污点。

纳粹的暴行并非因为喜欢暴行，而是因为责任；并非为了施虐，而是为了美德；并非基于快感，而是基于方法；并非肆无忌惮、释放野性的冲动，而是以优秀的价值观为名，以专业的能力持之以恒地完成面前的任务。

  • 这种暴力是在人们的沉默中实施的。人们自认为是正直的、有道德的，却认为那些暴力的受害者没有理由成为自己同情的对象，因为他们早被踢出了人类大家庭。
  • 用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Bateson）的话说，一旦道德共同体的消亡与解决棘手问题的先进技术相结合，“你的生存机会几乎为零”。
  • 解决麻烦的理性方案，辅之以道德上的冷漠，造就一件爆炸性混合物。很多人会死于这场爆炸，而最醒目的牺牲品是躲过这场劫难的幸存者的人性。

我们没有站在那里——尚未站在那里，但凶兆已经显现。我们别把它当作又一个末日预言，在经受检验之前就早早忘却，以免未来不得不一次次反思今天，为没有留意到的征兆而遗憾。幸运的是，人类的历史上到处都是未能成为现实的不祥预言。但是，因为缺少警告或对警告不以为然，历史中也发生了很多最令人发指的罪行。
现在和过去一样，选择权在我们手中。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这是一篇一遍读一边思考的文章，而不是一篇包含了知识点的文章

  • 现在，这里有一个选择。尽管人们希望隐匿自己的人类本性，假设选择就像空气一样具有不证自明的必要性，但大多数人仍把当下趋势之外的其他选择视为“不切实际”，甚至“违背事物的本质”。想象另一种共存方式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强项，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私有化的乌托邦，时时都在计算着得失，危机意识取代了政治愿景。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能力凝聚必要的意志和决心，去实践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不切实际”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当前的政治冲突中比比皆是，正是缺乏意志和决心的真实写照。
  • 科尼利厄斯·卡斯图里亚蒂斯最近指出，西方世界的危机“恰恰在于不再质疑自己”。然而，“质疑自己”正是西方世界追求令人惊讶的、史无前例的自我完善的最深层秘密，也是西方世界成功追求最雄心勃勃目标的最深层秘密。质疑自己是可行的，事实上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规划都建立于主观之上，并且注定只能是主观的。既然是主观的，它们当然可以被其他规划取代，只要这种替换有足够的说服力。不过，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我们往往忘记了“把人视作物体或纯粹的机械系统，这种臆想不亚于声称他是一只猫头鹰”。一旦忘记这点，我们就不再追问那些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问题。比如：“一切都以有效性优先，但对谁有效？基于什么？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是实现了，但这是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达到了什么目的？”
  • 如果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无法阻碍我们把臆造出的、持续不断的、更愿意看到的、无限制的合理化（导致人被“为了主观目的而主观选取的部分特征的集合”替代）抬升到客观必然的高度，就无法阻碍把所有的怀疑都归为“诗人和小说家等不切实际的人”特有的无病呻吟。
  • 克劳斯·奥菲最近提出一个合乎逻辑又有生命力的主张，意在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的构想。这是可以实现的，只需要改变一个视角，即从工作伦理决定的以雇佣劳动为中心，转变为人的地位和尊严决定的以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通过以税收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且废除经济审查和工作意愿评估的原则，通过逐步以需求原则取代等价原则，通过个人作为权利基础的原则，这种构想就能够切实推进。按照这些原则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造，就有可能把自由、平等、公正的福利国家价值观延续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充分就业的目标早已退出理想和现实的视野）。
  • 奥菲的建议似乎很模糊，因为正如之前所说，我们越来越失去了对世界质疑的能力。当所有依靠选举的政治力量都在奔向相反的方向，把疾病的症状看作康复的迹象，把疾病的原因看作良药，这些建议不可能引起任何关注。出于政治私利和选举收益，似乎所有重量级的、有组织的政党都倾向于忽略奥菲的观点。不过，如果被公开追问，“负责任的政治家”很可能会以预算难以负担或政治、经济上“不现实”为由，否定实施基本保障的可能性，从而掩盖应该被质疑的现实主义：当下流行的危机管理权宜之计。
  • 然而，正如奥菲自己所说，他的建议归根结底是保守的。它们建议的不是革命，而是在既有体制无法继续贯彻西方文明道德价值和社会安排的情况下，保存这些道德价值和社会安排。正因为这些建议的保守用意，举证的责任落在了反对者的身上。要么他们终结战后的社会道德共识，要么他们必须表明，从长远来看，他们的诉求可以通过基本收入之外的手段得到满足——这并不现实。
  • 奥菲似乎低估了反对者的抵抗力，他忽视了消费者社会提供给反对者的一种现实可能性：不顾一切“终结道德和社会共识”。奥菲提出的诘问是一个真正的现实困境。无论作出正确选择的机会有多大，这个选择都像奥菲描述的那样真实存在。通过否认存在选择以拒绝认真考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社会和道德后果。
  • 无论奥菲的假设多么激进，仍然需要补充另一个假设：工作和劳动力市场的去耦。梅丽莎·本恩（Melissa Benn）最近指出：“当男性政治家谈论工作时，他们所指的总是有偿工作。”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政治家，他们在谈论工作时想到的都是“有偿工作”。即使存在女性参与者，政治大体上仍然是男人的事业。真实情况是，把工作等同于有偿工作在历史上是男人的成就。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他们把自己的事业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让女人去从事其他所有必须的生活家务。由于这些工作看不到经济收益，所以就不再被看作是工作。
  • 以这种形式，工作的观念进入政治，在那里成为男性独占的竞技场——工会权利和劳动立法的竞技场——当中的竞技对象。这样一来，“工作”就仅等价于商业活动领域的工作，即那些可以买卖，具有公认的市场价值，可以获得报酬的工作。所有工作领域之外的事都扔给了女性。当人们谈论工作时，不会想到家务或抚养孩子，这两者明显属于女性领域；更普遍的是，人们也不会意识到那些日常生活中消耗的大量社会技能和花费的无数时间，即A. H.哈尔西（A. H. Halsey）和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所说的“道德经济”。这种无人质疑的歧视和工作伦理同流合污，认为劳动力市场之外不以交易为目的的劳动，都意味着失业，等同于没有工作。颇为讽刺的是，只有高级政客才能在退隐后公开宣布，他们准备享受时光，“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 在很多方面，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它们极大地推动了社区和邻里关系的无情瓦解，毕竟“社会凝聚力”的维系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付出大量的努力。总体来说，这对家庭结构和家庭活力造成了深远的伤害。它们严重侵蚀了人际关系网络和人与人之间道德联系扎根的土壤。总而言之，它们已经且持续对生活质量（较难与“生活水平”区分开来，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种损害是任何市场的商品、任何消费能力的增长和任何心理咨询都无法弥合的。
  • 为了把工作从以市场为中心的计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以工艺伦理（ethics of workmanship）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早就指明，“工艺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有别于工作伦理这个现代发明，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我们不是第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选择走向何方。首先，至关重要但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需要认识到我们身处十字路口，认识到有多个选择都可以通向未来，认识到前行的路上或许随时需要紧急转换方向。
  • 人们很容易对“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这个想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被蔑称为“乌托邦坟场”的历史中的又一个乌托邦。我们的时代是“个体乌托邦”的时代，是私有化乌托邦的时代，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流行地）嘲笑和讥讽这种构想，因为它们只是“集体任凭个人使用”理念的小小修订。
  • 因此，奥夫的观点引出的思想，在严肃又现实的学者看来或许不值得思考。他们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正如罗歇-波尔·德鲁瓦（Roger-PolDroit）最近说的，“现实如同鸡蛋一般饱满，让人几乎无法摆脱它的约束。我们相信它们是永恒的，直到它们被历史抹去”。他接着指出，在伯里克利的希腊或恺撒的罗马，没有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Bossuet）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不平等的加剧是无法阻止的？德鲁瓦的结论是：“我们的时代并未阻止乌托邦的脚步，反而为其回归做好了准备。我们越是复述政治没有梦想的空间，就越是渴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肯定会同意：正是他在十年前提出，在我们这个被看似无形的体系阻隔的时代，乌托邦成为我们对抗封闭的主要武器。最近，费尔南多·艾因萨（Fernando Ainsa）在完成关于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后建议，与其说“乌托邦”，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不如说“泛托邦”（pan-topia），无处不在之地。
  • 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的想法其实并不保守。根据我们的推论，实现它恰恰需要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目前生活模式中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假设（由于缺少反思，它们显得更加神圣）。例如，效率是一件好事，无论它目的何在，也无论它是否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再例如，凡是“经济增长”的东西，即统计意义上“今天比昨天多，明天比今天多”的东西，就是好的，而无视其增长过程中对人类生存环境和自然（全人类共享的生存环境）造成的损害。
  • 对那些因为需要作出巨大的转变而反对的人，我们只能再次引用科尼利厄斯的话来回答。当一个采访者问他：“那么，你想要什么？改变人类吗？”，卡斯托利亚蒂斯回答说：“不，没有那么夸张：我希望人类改变，正像他们已经改变过两三次那样。”
  • 至少现在还有希望，人类能够再次完成同样的壮举。毕竟，正如帕特里克·库里（Patrick Curry）所言，“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