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一本挺非主流的对话体书籍，读着玩，感觉更像是文艺青年发表感想
很多东西经不起推敲，只能给个不同的视角，摘抄一点放着看看

摘录

政治意识

八十年代不管哪个群体都有很强的政治意识。
谈话也都是跟政治有关，对时局怎么评价，对政治人物怎么评价。
后来我发现，普通人这么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变化，这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很少。

叙述生活

你要在农村调查的话就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村都有人能把这个村子的事情说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跟年轻人谈话，让他坐下来讲一下他们班、他们学校的事情，讲清楚这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基本的权力结构是什么，主导意识是什么，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能够分成几类，大部分人都讲不出来。
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也不用分析，就是叙述。

“图景”

“图景”这个概念很重要，“理论”在拉丁文里就是“图景”的意思，给出一个理论，就是给出一个世界的图景。
理论其实不是给出判断，而是给世界一个精确的图景，同时在背后透出未来可能的图景。
“图景”有两层意思，一是现在的概括，再一个是未来可能的走向。

“文革”

（在受文革影响的舅舅眼中）“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悲剧。
所谓悲剧，如果回到古希腊的意思，就是一个潜在崇高的东西，不但崩溃了，还形成了巨大的破坏力。
其实它背后延伸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确实要不断发动群众，防止官僚化，不能让人民的代表老坐小车、肚子越来越大，但用什么方法来阻止？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乡绅

乡绅首先不喜欢知识分子。
- 乡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那个村的情况摸得很熟，能够形成一个叙述。而且这个叙述是很内在的。就是他能把多数人活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味道讲出来，他能够说清楚这个系统是怎么靠里面的人和事叠加出来，而不是靠外在的逻辑推演，所有他用的语言也基本上是在地的语言，是行动者他们自己描述生活的语言。
乡绅其次与调查员不同。
- 乡绅对细节的观察是要构造出一个图景，塑造出一个叙述，这个叙述要反映事实，而且要说给内部的人听，所以一方面可以说是很细致、很实证；另一方面又很注意总体的结构，这是很多现代调查员特别是统计方面的调查员不会注意的。
- 乡绅会做伦理判断，在观察社会的时候要判断某个现象是好还是不好。调查员不搞这个，调查员要搞价值中立，只看事实，而事实对社会的意义不是他考虑的重点。
乡绅最后与道德家不同。
- 乡绅的伦理判断不能完全按照书上写的标准来，他的伦理判断需要和老百姓的实践理性对得上。

告老不还乡与现代化

有人说，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象征之一，就是官僚退休不回家乡了。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循环性的关系被打断了。
告老不还乡，点出了中国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关系，在现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调子太高就很容易极端化

为什么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能够那么顺利的进行？
因为80年代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反思的资源。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

等级制度

所谓的理性和功利其实都跟等级很有关系。
等级制度打破了比较天然的自我认知。

资源

资源是在私有化市场经济之后，原来我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现在转化成了潜在的资源，是可以升值的。你一定要占据，一定要有明确的产权。

新道德

道德不应该像帽子一样戴在我们头上，罩在我们的生活中，今天的道德必须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放在我们手上，我们要去观察它。如果一顶帽子戴着头上，我们是看不到它的，我们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但不知道帽子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不知道道德从哪里来，糊里糊涂跟着它走，是盲目的跟从。

道德应该是一种有选择的道德，要以个体的自由为基础。
没有选择的道德是不道德的，强加的道德最不道德，因为我把道德强加于你，意味着我要对你的人性做一个潜在的彻底否定，你要不接受我的道德，在我眼里你就不是人了。

理论

理论不在于新不新、深不深、更不在于正确不正确，而是能不能形成沟通性。
可沟通性非常重要，哪怕是一个浅显的理论，但它能一下子调动起对方的思想，把对方转变成一个主体，那这个理论就是革命性的。

FUN与丧

FUN的意思就是能够对事情本身发生很大的兴趣和热情，不需要外在的回报来刺激热情。
丧则是现在的条件变好了，自由度变高了，也有自己的爱好，开始有自己的FUN了，结果却陷入了一种普遍的沮丧，好像一切都没有意义，也看不到生活的变化。

边缘与中心

关键是怎样形成一种意识，在自己的历史局限和现在的行动计划之间平衡好，这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

在现代性之下，“边缘”与“中心”变成一组对立关系，中国人又有那么强的中心情结，觉得边缘的生活不值得过，造成极大的焦虑。权力和资源过度集中。
边缘的人要进入中心的欲望非常强，这当然会让人发挥很大的能动性，但也造成各种扭曲。
- 一旦进入中心以后，很多人开始变得腐败，变得没有原则
- 跟周边的人、生活的世界关系变得不清楚，变成机会主义者，将他人视为利用工具
如何把边缘的生活变得有趣，这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要让边缘地区的老百姓觉得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其实很有意思，而不是老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能再干这个，一定要到北京去。

身份认同

大家现在说的身份认同有另外一层意思，好像认同了一个东西，就一定要捍卫一套价值，要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继承一定的文化气质，这个因果关系对我来说不存在。

放弃了原来那种小乡绅的风格，想去追求认可。为什么会去追求那种（西方专业化的学术产业的标准）认可？就是因为没有小世界。如果我有自己真实的小世界，哪怕边缘，但比较强大，可以互相讨论，不用去找这样的认可。

研究计划的风格

牛津给了我焦虑的条件，也是因为我经历了一些“文化震撼”。我刚到牛津的时候，要写一个研究计划，第一稿把我的导师吓坏了，他说这根本是不可行的计划，问我怎么会这样写。我回去看别人写的研究计划，也吓一跳，非常直白朴素，就像是跟父母讨论一样。这类研究计划的打分远高于雄心壮志、很正式的那种。

我们在国内写报告，好像就是要高于生活，要写得很拽很正式，脱离生活，如果把吃喝拉撒睡都写进去，好像很不正常。
不要怕边缘，或知识不够，把自己的不够、天天真真地体现出来，就会很可爱，不要装腔作势。

中西对人性的强调

西方强调人性，政治家也是一样，大家都想知道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早餐吃什么，喜欢喝什么酒，只有知道了你的真实性之后，才可以信任你。
当然东方文化在政治上是相反的，这些东西都要被隐蔽，领导人不是个人，他是权力的化身，这就是不太一样的理解。

反全球化

它是讲反全球化，但它又是一个全球现象，各个地方都在讲这样的话语，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全球化？

“历史的终结”

所谓“历史的终结”——历史不再靠矛盾对立的辩证运动推动，而是大家都认同一个理念，平滑前进。——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中国叙述

所以中国叙述在我看来是一种比较狭隘的思路，它要靠一种制度框架来界定自我。你是中国人，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这是事实，但是你看问题的时候，可以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女儿，是一个六十岁退休的老师，这些都是看问题的视角。
一定要有中国叙述，其实可能是对自己生活的不自信，需要一个很大的帽子来戴，这样才会觉得安全。

“姿态性”

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的姿态性很强。我觉得他这个描述是很精确的，我们确实很多人老是在摆姿态，讲不清楚事情，就给你一个论断。

批判

我们成型的认识必然是主流的认识，所以批判理论需要包括很强的自我批判。

理解

理解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作为心理机制，一点都不难，如果说理解有难度，其实是一个位置问题，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摆在对方的位置上。很多情况下人们拒绝这么做，因为有利益在里面。

理解就是主体间性
理解需要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了解就是实证调查。

言与行

在今天的情况下，言行不一致不是一个要突破的问题，而是一个“要拥抱的事实”
社会就是靠很多言行不一致构成的。
不能够认为他的“言“就完全是假话，他的”行“也不一定都是事先预谋，要把他的言和行都看作是他的行动。

官方的用语仅仅只是幌子吗？

”理解“和”存在即合理“

你看到一个人很狭隘，很凶残，甚至犯罪杀人，一种回应是说这是个坏人，是个恶魔，生来如此，本质如此；另一种回应是想：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和小时候的什么经历、现在的什么生活遭遇可能有关系？这样我们也就必然要想到社会的大环境，要去想他的内心活动，他怎么想怎么感觉的。

通过理解，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些社会病态：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要考虑如何沟通，否则对罪犯就只有放纵和消灭两种态度了，没有教育改造一说了。
通过理解，我们自然会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是不是也在变得很狭隘、变得不耐烦？

深刻

深刻总是相对的，因为我们提出的见解不只是对这个问题的见解，真正的基准点（reference point)其实是另外的见解，关键是你这个见解和其他见解之间的关系。
“深刻”是精确地把握住现实，同时对别的见解形成批判性的再认识。这不是说把别人的理解简单推翻掉，别人也有别人的道理，尤其是很多见解存在了那么多年，大家都觉得说得不错，背后也有道理。
所以深刻是一种理解，不仅是对一个现象做出了很精确的把握，同时也理解了其他理解的不足，让你学会今后在理解类似的事情上，应该有什么样的方法。
“深刻”是多重的主体间性和调査对象之间，和其他人、和权力的关系，也是一个网状的生态，要把自己放在知识生产的体系里，才有这种深刻性。
深刻不能靠推演出来，它是生态性、多样性的，必须要靠浸透。

透彻、通透

说一个人说得“透彻”，或者活得通透，我觉得这些概念背后都有一种倾向，好像我看得足够多足够清楚了，于是我什么都不在乎，结果要么是尽情的放纵，要么是彻底的虚无。

那种通透是不成立的，如果这样的话，世界就不改变了，历史就是静止的。事实上世界一直都在变，通透的人怎么去解释这个变？如果说一切都是随机的不可言说的，那是反历史的。

深刻是从网状知识结构中来的，而那种犬儒式投降式地回到自己的小世界，买完菜、做完饭，其他什么都不管，只是消极地用最小耗能法去应对，生命也可以维持下去，但就停止思考了。那就把生命的活的网变成一个死的点。

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要给普通人提供观察世界、为人处世的办法，不是通过简单的道德教化，而是通过分析，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
它不像自然科学，发现自然规律，问题就解决了，顺着规律走就可以。它可能是倒过来，社会科学告诉你，其实没有什么很强的规律，都在于自己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世界，怎么样主动地采取行动。
可能会有大的图景，但没有所谓的规律，因为一旦发现规律，那么一切到此为止，就不需要再去做工作了。它是通过科学的态度去证伪，去搜集材料，把事情搞清楚，但最后是要武装你，进一步去创造新的现实，去改变现实。
年轻人要有这样的态度，不要把社会科学当作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案的一个路程，它确实给你工具，但这个工具怎么用、怎么用好，完全在于你。

整个社会科学就是学习培养主体性。主体性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特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我看到了什么，哪怕我的看法不对，但是应该把自己怎么想的搞清楚。

”象征化“和”符号化“

咱们讲到北大，那么热的天，西门外面那么嘈杂，大家都要在西门外面照相。你要把动物放在北大附近，它们肯定不会去西门外面，它们会跑到未名湖边的树林里，因为那里凉快。

这个正是要反对象征化。不要去找象征性的领导。
人，特别是中国人，认为文明和象征联系在一起，认为那几个字很重要，一定要拍下来，要在那里站一下。这是反自然的。
象征就是牢笼，奔向象征是奔向了文明，同时也奔向了牢笼。背后是一种非常野蛮的关系。

你讲到领导权，包括中国在内，很多亚洲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作为召集、作为激发、作为鼓动、推着前进的领导，很快也会转化为象征，成为符号，就很容易被人所利用，符号就物化了，和金钱一样。
所以一定要抵制物化，抵制符号化，要把自己的领导力作为一个过程、一种实践。

我们总体的社会环境，有很强的冲动要把人符号化、象征化，这个大学，那个名人，很多人都是抱着五颜六色的泡泡在漂。
年轻人要有勇气去问：这是在干什么，这个大学好在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名人不名人的，先看看他在说什么，说的东西有没有趣，直截了当地去理解。

符号是靠大家撑着的，如果不撑它，符号就没有了。
把符号化的东西消解掉，形成有机的小群体、横向的领导力，不要指望有父母亲式的人物给你保护。我们从小的教育符号化太重了，要摆脱那个，用比较自然的方式问问题，用有机的语言说话，这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

如何看待”恢复高考“

70年代末，恢复高考，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现在去看那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都认为恢复高考是很重要的机会，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恢复高考就说明社会恢复了基本的理性，实现了基本的正常，但这是谁的正常？
- 对农民来讲，恢复不恢复高考，对当时90%的农民来讲影响不大
- 但是恢复高考把此前的官僚和城市知识分子一下子拢进来，其实是一个政党和当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精英的重新联盟。
大学当然是搞精英主义，你看现在回忆恢复高考的人，很多都是干部子弟，从农村回到城市，不仅恢复了原来比较优越的地位，而且用这种途径在文化、道德上使自己的优越正当化、合法化。
这种体制下面的大学，代表着理性、正常、合理，在整体环境比较和平的情况下，大家都追求正常，不仅在中国，整个亚洲也是。

出国留学与”人“

再生产和学生的流动就很有关系，现在的英语教育、出国留学，不仅是简单的镀金，而是要改变人本身。家长们不仅仅是想让孩子读个洋学位好找工作，而是越来越觉得国内的教育不符合人性，把孩子的天性快乐搞没了，出国是为了保护“人”。这背后不是简单的理念问题。这么大的产业，最后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

新民族主义

国家成为唯一一个集体性想象的单位，在国家之外，班级、大院都没了，只剩下个人和世界。

突然出了一个事件，需要一个集体作为自我认同的依托时，就只能奔向国家。

当然国家也提供很多话语，让你奔向它可以奔得很自然，这就是所谓新的民族主义。
- 这种民族主义不是基于对历史、传统、文明的浪漫主义怀念和想象，而是基于一种对世界权力格局的理解，它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 也就是说，强者这么做，我们也必须得这么做。一切都是权力和利益斗争，把世界化约为国家之间的权力场。

留学中介

留学中介在理论上没有存在的理由。国外大学当然很想招留学生，因为留学生给欧洲带来大量的收入，日本很多大学就是靠留学生生存的，迄今为止留学生都是美国主要的后备科研力量，是它保持超强大国的原因之一。大学把招生简章、申请程序写得非常明白，放在首页。申请人都受过教育，朋友、同学也都在国外留学，没有一个产业比这个更透明，在操作程序、能力的供求对接上，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那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中介？

首先有大学的原因，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倾向于指定中介去招生，因为这些中介能够处理大量的申请，清楚中国或印度高考的基本程序和高中的情况，能够替你过滤，保证学校招到最好的学生。
从学生的角度，中介的作用其实是对未来就业情况特别是投资回报的可能性做一个分析— 我这样的情况去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投资回报会更高。
所以中介一方面促进了全世界的学生流动，另一方面也在塑造和维持等级关系——什么样的大学招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投资可能有什么样的回报。大学排名为什么变得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可以给这些投资人信息。
所以中介在这里不是处理信息不对称、要把供求双方对接、培养这个市场，而是要把这个市场给结构化和稳定化，什么样的学生去什么样的大学，什么样的大学招什么样的学生，它给分化好了。